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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参见盐野宏：《行政法总论》，杨建顺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98页。

故而该案没有按照违法性继承问题去处理。或许正是看到撤销制度的排他性中行政行为是否合法与有无效果的差别，小早川光郎才提出了遮断效果论。

在特别有必要让行政过程阶段性地安定化时，而且，即使让其带有失权效果也不能说不合理，只要对先行处分的争讼手段具有实效性，法制上的基本原则就是否定继承。另一种意见认为：被告最初的核定是在1993年，虽然被告向原告发放的养老金每年都在发生变化，但均是以最初的核定为基数。[65]此外，可能还要考虑先行行为的事后行政救济制度是否充分，除肯定违法性继承之外，有无其他有效措施予以救济。这里权且以中国行政行为效力理论源头的日本学理为镜鉴，探究违法性继承的判断标准。狭义的公定力仅为由撤销制度排他性地消除行政行为效果的说明性概念，对于行政行为合法性判断权的垄断，小早川光郎则名之为遮断效果。

[49] 在这种新的公定力论下，行政行为的有无效果与合法与否成为不同的问题，只是将有无行政行为的效果交由有权机关去认定。这一判决的第（1）点理由是在延续田中二郎通说性的 目的与效果同一性基准，第（2）点理由则是对远藤说的肯定。 前引①，王贵松文，第100页。

[46]为此，原则上，行政机关做出的行政行为一经生效，就对自己、对相对人和利益相关人、对其他行政机关及法院都产生了相应拘束力。尽管存在这种形式上的相似性，但这仍属于两种不同的论证思路。而且，此种效力的产生，不以法律的特别规定为限。关键词:  违法性继承 行政行为效力法安定性  一、问题的提出与界定 在现代社会，社会复杂性的增加导致了社会结构和社会功能的高度分化，并进而影响法律规范的适用。

[15] (2014)苏行终字第123号。二审法院拒绝介入对先行行为(拆迁许可证)的审查，而是承认了拆迁许可证对于后续裁决行为的构成要件效力。

尽管相关个案判决所采取的不同立场和理据难以简单冠之以正确或错误之名，但这种个案裁判差异所导致的法制不统一、难以产生稳定预期等后果并非幸事。至少我们不能完全依赖通过法院的个案裁判来确立相关规则。这与日本法上违法性继承的法理具有异曲同工之妙。尽管法院将这种审查定位于形式审查，但从其审查内容来看，被诉行政许可是否包含建筑节能标准的内容，明显已涉及对实体内容的审查。

(三)诉讼法上的考量空间 在实体法规范中，关联行政行为之间的逻辑关系通常并不那么泾渭分明。行政行为的此种效力，是所有行政行为所共有的特征，无论其内容是下命、形成或确认，都有产生法律关系的可能，也因此都会产生此种效力。王贵松：《论行政行为的违法性继承》，载《中国法学》2015年第3期。通过精细的立法规范，明确不同行政程序之间逻辑和规范关系，也能够在相当程度上压缩违法性继承论的生存空间。

在这类案件中，规划许可证既是诉讼证据，又是被诉行为的前提基础，对之进行审查，应在把握证据审查要求的同时，还要注意作为关联行为的内容合法性。主要理由是作为行政裁决前提的拆迁许可行为违法，认为这一先行行为的违法必然导致后续的拆迁裁决的违法。

二审判决则认为，市政府却在未对周地建城(2000)10号文进行任何处理的情况下，迳行作出授予中标人亿星公司城市天然气管网项目经营权的54号文，既违反了法定程序，又损害了益民公司的信赖利益。双边关系正在成为一种例外……行政机关与公民之间的传统双边关系，已被大量自主性的公共主体和大量相互冲突的公众、集体和私人利益之间的多边关系所取代。

越来越多的行政活动涉及到多部门的参与和多种行政手段的综合运用，多阶段行政程序和复数行政活动构成的复合行政已经成为现代行政的一种常态。正如前述案例已经揭示的，即使在行政诉讼法明确规定的受案范围之内，法院仍可能基于权利义务不受影响、不属于本案审理范围等理由拒绝对先行行为进行审查。在吴某炳案中，法院亦指出，将前置性行政行为作为被诉行政行为的一种特殊证据来审查，既在一定程度上承认了行政行为的公定力……。这种观点可以被归纳为行政职权独立论。我国现行行政诉讼制度更类似于职权审查模式，强调对行政行为的全方位审查和对当事人合法权益的实际救济。在马乾根案中，二审法院指出，先行行为的合理性并不属本案审查范围。

在夏善荣案中，再审法院认为，徐州市建设局在颁发该证书前，必须保证该证书所依据的每个事实都真实，以免因此而破坏政府机关的公信力。1.针对先行行为寻求救济的空间 在多阶段行政程序下，尽管行政机关的各项决定相互关联，却都具备行政行为的基本属性。

(4)鉴于先行行为可作为后续行为的事实要件，那么先行行为违法必然导致后续行为合法要件的欠缺，在此种意义上先行行为的违法性将由后续行为所继承。[31]前引①，王贵松文，第103页。

[38]理由主要在于破除了行政行为公定力、不可争力等传统障碍之后，在救济法上探讨实体法或程序法上违法性继承要件的做法已无必要。这种拘束力可以分解为两个方面：形式上的拘束力和内容上的拘束力。

我们将此种思路总结为证据论。对于部分处理，利益相关人只能在对最终的实体决定诉请救济时一并主张。2.再造行政程序，明确关联行政过程的逻辑关系 即通过对实体法规范的梳理，明确复杂行政活动中关联行政程序之间的逻辑关系。鉴于阶段性行政许可中各个行为已经具备了行政行为的成立要件，能够产生行政行为的效力，利益相关人也能据此产生信赖利益，为了尊重行政行为的效力和保护利益相关人的信赖利益，不能以先行行为违法为由认定后续行为违法。

[8] (2011)泸行终字第23号。实际上，尽管未冠以违法性继承之名，学术界的讨论也不够充分[5]，但司法实践对于此类关联诉讼的审理并非少见。

[20]参见李建良：《论多阶段行政处分与多阶段行政程序之区辨》，载台湾地区《中研院法律期刊》第9期。(四)违法性继承与纠纷的实质性解决 如前所述，在我国现行诉讼框架下，讨论违法性继承的一个重要现实原因在于实践中连环诉讼的大量存在。

(一)符合违法性继承思路的案例 1.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与竣工验收之间 在李怡等诉上海市城市规划管理局建设工程行政验收纠纷上诉案[7] (后文简称李怡案)中，论争焦点之一是作为竣工验收前提之规划许可是否合法。这种依据—结果关系，往往存在于同一行政机关主导的多阶段行政程序。

[50]在我国，考虑到行政诉讼的目的变迁，在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上，应做如下准备：(1)对行政诉讼法第12条应作示例性理解，而非限制性理解，除为第13条明文排除的事项外，原则上均可纳入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无论是实质正当与否，法院在此类关联诉讼的审理中，已经注意到了针对先行行为寻求救济的空间这一理论点的重要意义。摘要:  尽管并未直接使用违法性继承这一概念，我国法院在关联行政行为的司法审查中必然触及先行行为的合法性这一难题。在法院看来，后续行为的合法性会受到先行行为的影响。

[20] 在传统法理之下，行政行为的效力理论成为维系行政秩序和法治秩序的支撑性理论。[30]前引④，赵宏书，第304页。

二审判决之后，原告向江苏省高院申请再审。此种诉讼合并，至少应包括如下条件：(1)当事人在诉讼请求中或诉讼理由中提出了对先行行为进行合法性审查的请求。

柳砚涛：《行政行为公定力质疑》，载《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5期。但二战后随着日本宪法构造的巨大变化，实体法的公定力为程序法的公定力所取代，公定力只是实体法赋予了特定机关依据特定程序排除行政行为的效果，只是撤销制度的排他性的另一种表达。